close
資料來源與版權所有: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國際一流的成績單！肝癌外科手術60年
諮詢／胡瑞恆（臺大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臺大醫學院外科教授）
撰稿／楊惠君
隨著醫療進步，肝癌的治療方式愈來愈多，不過開刀切除仍是首選方式之一，且能夠開刀切除的肝癌病人，相對於無法手術者其實還是幸運的。尤其國內的切肝手術已臻世界一流水準，病患千萬不要害怕就醫。
掀開台灣公共衛生史，肝炎是與國人糾結最深、傷害最慘烈的一頁，肝病一直被視為「國病」，目前B型肝炎帶原者近300萬人，這些人口又成為肝硬化、肝癌的「候選人」。然而，國人的血淚成就了醫界奮進的動能，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從肝癌手術到換肝技術，與日本齊驅世界一流，終讓肝病對國人的威脅逐漸減少。
臺大外科手指切肝術 獨步全球
台灣肝癌手術第一個亮點，出現在1954年，當時臺大外科教授林天佑將原本運用於肺臟的手指切法原理，嚐試使用在切肝手術，首創「手指切肝術」，亦即進行肝癌手術時，直接用靈敏的手指捏碎肝臟組織，讓肝臟的血管及膽管外露後，再用器械綁起來。
在此之前，一般以手術刀切除腫瘤後，再把肝臟血管綁住或事先夾住，但如此會導致完好的肝臟也因血流不足而缺血、造成損傷。1953年，國外學者Quattlebaum發展出「單側血管阻斷」法，即切除右葉肝臟時，只阻斷右邊血管，但由於當時診斷工具不進步，肝癌個案被發現時肝腫瘤都十分巨大，單側血管阻斷法易將腫瘤弄破而引發大出血。
林天佑教授的手指切肝法可以快速地切除腫瘤、減少出血，他以此法完成了世界第一例的左葉肝臟切除個案，1958年在台灣醫學會雜誌上發表，引起全球肝臟外科醫學界的重視及迴響。林教授因此曾獲邀撰寫國際醫學外科教科書的相關章節，是台灣第一位站上國際舞台的外科醫師。在林天佑教授退休之後，臺大外科李治學教授承襲了他的手術方式，繼續做肝癌切除手術。
台灣肝癌外科手術的發展，自此奠下根基，技術、人才開始茁壯發枝。
在與李治學教授差不多同一時間，另一名外科魏達成教授赴日進修，學成後將止血鉗夾碎法引進國內，進行肝癌切除手術時用止血鉗取代手指，提升手術精準度。但此法也有盲點，即對於某些肝硬化合併肝癌的部位，血管和周圍肝組織難以分辨，用止血鉗一旦夾錯部位，易引發大出血。
1960年代之前，手術成功率及長期存活率都受制於診斷的限制而無法提升。因為診斷出的病例多數已是嚴重的末期個案，手術切除風險大、甚至根本無法進行。一直到超音波的出現，才讓肝癌手術成功率大躍進。
腹部超音波引領肝癌治療大突破
1976年，臺大醫院引進了腹部超音波，把國內肝癌診斷帶入新的里程，也帶動了肝癌治療的一大突破。
在有超音波之前，只能手術當中靠醫師雙手觸診感受腫瘤，或以上消化道攝影的方式，讓病人喝入顯影劑後，再依據腸胃道被擠壓的位置推算腫瘤大小及位置，這兩種方法都不能直接測量腫瘤，因此診斷出來的病例，腫瘤可能都達10、20公分了，即便診斷出來、往往也失去手術和治療的機會。而在引進超音波後，針對無法從手術中肉眼視野看到的小型肝腫瘤，術中超音波的定位法使得主刀醫師對於小型腫瘤的位置有更清楚的掌握。
超音波讓肝癌早期診斷變得更有意義，患者接受治療的機會大增。早期的超音波還不那麼精良，但最小已能診斷出約1.2公分左右的肝腫瘤。之後電腦斷層(CT)的出現，又讓診斷更靈敏，約到可偵測出1公分左右的肝腫瘤；而現今的超音波儀器，連0.5公分左右的腫瘤都可以檢測出來。
診斷技術的躍升，也牽動了手術方式的變革。因為找到的腫瘤變小了，不會阻擋到肝門血管，手術時對肝血管控制的難度減少，此時，Quattlebaum的「單側血管阻斷」法，又成了手術的主流。
10年後、1987年，臺大外科教授李伯皇引進了微波燒灼技術後，肝癌手術又有了新的武器。微波是以射頻燒灼方式「燒死」肝組織，把癌細胞周遭正常的肝組織先燒死後、讓小血管凝固，預防出血，再去切除腫瘤。這個方法克服了單側血管阻斷法對位於橫膈膜附近的腫瘤不易止血的死角。
微波燒灼切肝術使用約10年，1991年，臺大引進了超音波外科吸引器（CUSA、Cavitational Ultrasonic Surgical Aspirator）。CUSA原本用於骨科脊椎手術，以避免傷害脊椎旁的神經。1999年，李伯皇教授將其運用在肝癌手術上，CUSA可藉由超音波的震動震碎肝臟組織，但不損及正常的脈管，能迅速而精確地止血。自此，肝癌手術的發展已臻成熟，目前此法仍為主流。
世界一流的手術成績
經過了近一甲子國內外先驅的摸索、突破、改良，肝癌外科手術的診治從茫然的黑暗期進入了曙光降臨的文明期，在林天佑教授身處的50年代，沒有超音波、電腦斷層、磁振攝影等術前診斷，高達一半的肝癌病人被送入手術房裡、開腹後，才發現腫瘤無法切除，只能再把肚子關起來。這種醫、病兩傷心的「OPEN-CLOSE」個案，目前已大大降低到5%以下。
另外，手術前針對剩餘肝功能的評估，也因為研發出了BSP（Plasma clearances of sulfobromophthalein sodium）、ICG（Indocyanine Green）等染料試驗，可以精確評估手術風險。肝癌手術的死亡率，也由早年沒有肝硬化的個案約3%到5%、合併肝硬化者左肝手術為30%、右肝手術為60%，大幅降至現今的1%。
由於手術精細、腫瘤清除得也更乾淨，手術復發率也直直落。1950年代肝癌手術5年存活率只有18%，絕大多數都是因為肝癌復發而死亡。目前以臺大醫院的成績為例，5年存活率達72.6%，雖然手術5年內仍有60%的個案復發，但復發已不代表「沒救」，還有包括再次切除、微波燒灼、酒精注射、動脈栓塞等其他療法可以再次治療。
這個高存活率的成績單因為足足比歐美高出20%左右，還曾一度被歐美醫界懷疑是否有誤，後來才認定，台灣肝癌手術與日本相當，是「真功夫」，水準已是世界一級。
肝臟移植於 1970年代開展
儘管肝癌外科手術發展一日千里，然而，仍有許多患者殘餘肝功能不足，無法進行切除手術或其他保守療法，無可避免的要走上換肝手術一途。
國際的換肝手術早在1950年代已經展開，但當年礙於沒有好的抗排斥藥物，換肝後因排斥或感染死亡的比率相當高。直到1970年代抗排斥藥物環孢靈(cyclosporin)問巿後，器官移植的抗排斥問題受到控制，換肝病人一年存活率可達70%以上，換肝始成為一項穩定的手術。
台灣的換肝手術也是在70年代開展，當時國內醫療法規遠遠落後於醫療發展，甚至還未訂出腦死判定標準。到了1977年衛生署才公告《腦死判定程序》，後再由《腦死判定準則》取代，如此在醫療與法令齊備下，國內的換肝手術才步上正軌。
活體肝臟移植一開始以兒童個案為主，因為由成人捐肝給兒童病患，患者相對可獲得較大的肝臟，效果較佳。1997年，因對換肝及捐肝的生理、病理了解更透徹，臺大開始進行成人活體捐贈換肝手術，近15年來，臺大肝臟移植的5年存活率約兒童為80%、成人則為76%。
肝臟移植手術進步是整體醫療水準提升的成果。其中除了抗排斥藥的發明、麻醉方法的改良等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現今在切肝後的無肝期，不需要再進行下腔靜脈繞道手術，縮短了無肝期的時間和手術的失血，也大大減少了合併症的發生。
在移植團體的基礎和陣容穩固之下，也開始嚐試更多的移植可能，甚至連找不到配對相符合適捐肝者、也可進行血液不相容的肝臟移植手術。
目前臺大醫院的肝癌切除手術，一年約進行300到350例、其中約250例是新增個案；而肝臟移植手術則約在40到50例左右。
早年在林天佑教授時代，肝癌切除手術患者的出血量動輒就在2、3千西西，然而臺大醫院近3年的統計顯示，65%的肝癌手術個案已完全不需要輸血。
肝細胞移植 未來新希望
醫學發展不能設限、也沒有盡頭。雖然肝癌手術和肝臟移植日臻成熟，但國內、外醫界仍不斷探尋新的治療可能。讓可接受治療的病人愈來愈多、移植或切除侵襲性愈來愈小、成效愈來愈大。
肝細胞移植便可能是短期內即可能看到成果的新希望。這類移植只需要將好的肝細胞注入肝病患者的肝臟，讓它在肝臟新生、改善肝功能。肝細胞移植最合適於急性肝衰竭的個案及肝醣貯積症等先天性代謝異常的病童。只需非常少量的正常肝細胞，即可取代換肝手術，有機會讓肝功能恢復正常。
肝細胞移植在英國已實際運用在人體移植上，臺大醫院也已展開動物試驗，顯示植入的肝細胞確實可在患者肝臟中再生並發生作用，距離臨床運用指日可待。
一旦肝細胞移植技術成熟，即可減少肝臟移植的侵襲性、可望提升捐贈意願；也能讓捐贈條件更寬鬆，整體條件不合適移植的肝臟，只需萃取出一部分好的肝細胞，仍可使用，也將拓展更多「好肝」的來源。
肝臟外科手術是一場與時俱進的接力賽。在台灣特殊的環境背景下，醫界一棒接續一棒，和急診室與病房裡絡繹不絕的患者賽跑。經過一個甲子，眾志成城，這場比賽雖不能說跑贏了肝病，但至少阻斷了疾病的肆無忌憚，代代相傳的「國病」已見到可除名的一日。
肝癌手術發展歷程（以臺大醫院為主）
國際一流的成績單！肝癌外科手術60年
諮詢／胡瑞恆（臺大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臺大醫學院外科教授）
撰稿／楊惠君
隨著醫療進步，肝癌的治療方式愈來愈多，不過開刀切除仍是首選方式之一，且能夠開刀切除的肝癌病人，相對於無法手術者其實還是幸運的。尤其國內的切肝手術已臻世界一流水準，病患千萬不要害怕就醫。
掀開台灣公共衛生史，肝炎是與國人糾結最深、傷害最慘烈的一頁，肝病一直被視為「國病」，目前B型肝炎帶原者近300萬人，這些人口又成為肝硬化、肝癌的「候選人」。然而，國人的血淚成就了醫界奮進的動能，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從肝癌手術到換肝技術，與日本齊驅世界一流，終讓肝病對國人的威脅逐漸減少。
臺大外科手指切肝術 獨步全球
台灣肝癌手術第一個亮點，出現在1954年，當時臺大外科教授林天佑將原本運用於肺臟的手指切法原理，嚐試使用在切肝手術，首創「手指切肝術」，亦即進行肝癌手術時，直接用靈敏的手指捏碎肝臟組織，讓肝臟的血管及膽管外露後，再用器械綁起來。
在此之前，一般以手術刀切除腫瘤後，再把肝臟血管綁住或事先夾住，但如此會導致完好的肝臟也因血流不足而缺血、造成損傷。1953年，國外學者Quattlebaum發展出「單側血管阻斷」法，即切除右葉肝臟時，只阻斷右邊血管，但由於當時診斷工具不進步，肝癌個案被發現時肝腫瘤都十分巨大，單側血管阻斷法易將腫瘤弄破而引發大出血。
林天佑教授的手指切肝法可以快速地切除腫瘤、減少出血，他以此法完成了世界第一例的左葉肝臟切除個案，1958年在台灣醫學會雜誌上發表，引起全球肝臟外科醫學界的重視及迴響。林教授因此曾獲邀撰寫國際醫學外科教科書的相關章節，是台灣第一位站上國際舞台的外科醫師。在林天佑教授退休之後，臺大外科李治學教授承襲了他的手術方式，繼續做肝癌切除手術。
台灣肝癌外科手術的發展，自此奠下根基，技術、人才開始茁壯發枝。
在與李治學教授差不多同一時間，另一名外科魏達成教授赴日進修，學成後將止血鉗夾碎法引進國內，進行肝癌切除手術時用止血鉗取代手指，提升手術精準度。但此法也有盲點，即對於某些肝硬化合併肝癌的部位，血管和周圍肝組織難以分辨，用止血鉗一旦夾錯部位，易引發大出血。
1960年代之前，手術成功率及長期存活率都受制於診斷的限制而無法提升。因為診斷出的病例多數已是嚴重的末期個案，手術切除風險大、甚至根本無法進行。一直到超音波的出現，才讓肝癌手術成功率大躍進。
腹部超音波引領肝癌治療大突破
1976年，臺大醫院引進了腹部超音波，把國內肝癌診斷帶入新的里程，也帶動了肝癌治療的一大突破。
在有超音波之前，只能手術當中靠醫師雙手觸診感受腫瘤，或以上消化道攝影的方式，讓病人喝入顯影劑後，再依據腸胃道被擠壓的位置推算腫瘤大小及位置，這兩種方法都不能直接測量腫瘤，因此診斷出來的病例，腫瘤可能都達10、20公分了，即便診斷出來、往往也失去手術和治療的機會。而在引進超音波後，針對無法從手術中肉眼視野看到的小型肝腫瘤，術中超音波的定位法使得主刀醫師對於小型腫瘤的位置有更清楚的掌握。
超音波讓肝癌早期診斷變得更有意義，患者接受治療的機會大增。早期的超音波還不那麼精良，但最小已能診斷出約1.2公分左右的肝腫瘤。之後電腦斷層(CT)的出現，又讓診斷更靈敏，約到可偵測出1公分左右的肝腫瘤；而現今的超音波儀器，連0.5公分左右的腫瘤都可以檢測出來。
診斷技術的躍升，也牽動了手術方式的變革。因為找到的腫瘤變小了，不會阻擋到肝門血管，手術時對肝血管控制的難度減少，此時，Quattlebaum的「單側血管阻斷」法，又成了手術的主流。
10年後、1987年，臺大外科教授李伯皇引進了微波燒灼技術後，肝癌手術又有了新的武器。微波是以射頻燒灼方式「燒死」肝組織，把癌細胞周遭正常的肝組織先燒死後、讓小血管凝固，預防出血，再去切除腫瘤。這個方法克服了單側血管阻斷法對位於橫膈膜附近的腫瘤不易止血的死角。
微波燒灼切肝術使用約10年，1991年，臺大引進了超音波外科吸引器（CUSA、Cavitational Ultrasonic Surgical Aspirator）。CUSA原本用於骨科脊椎手術，以避免傷害脊椎旁的神經。1999年，李伯皇教授將其運用在肝癌手術上，CUSA可藉由超音波的震動震碎肝臟組織，但不損及正常的脈管，能迅速而精確地止血。自此，肝癌手術的發展已臻成熟，目前此法仍為主流。
世界一流的手術成績
經過了近一甲子國內外先驅的摸索、突破、改良，肝癌外科手術的診治從茫然的黑暗期進入了曙光降臨的文明期，在林天佑教授身處的50年代，沒有超音波、電腦斷層、磁振攝影等術前診斷，高達一半的肝癌病人被送入手術房裡、開腹後，才發現腫瘤無法切除，只能再把肚子關起來。這種醫、病兩傷心的「OPEN-CLOSE」個案，目前已大大降低到5%以下。
另外，手術前針對剩餘肝功能的評估，也因為研發出了BSP（Plasma clearances of sulfobromophthalein sodium）、ICG（Indocyanine Green）等染料試驗，可以精確評估手術風險。肝癌手術的死亡率，也由早年沒有肝硬化的個案約3%到5%、合併肝硬化者左肝手術為30%、右肝手術為60%，大幅降至現今的1%。
由於手術精細、腫瘤清除得也更乾淨，手術復發率也直直落。1950年代肝癌手術5年存活率只有18%，絕大多數都是因為肝癌復發而死亡。目前以臺大醫院的成績為例，5年存活率達72.6%，雖然手術5年內仍有60%的個案復發，但復發已不代表「沒救」，還有包括再次切除、微波燒灼、酒精注射、動脈栓塞等其他療法可以再次治療。
這個高存活率的成績單因為足足比歐美高出20%左右，還曾一度被歐美醫界懷疑是否有誤，後來才認定，台灣肝癌手術與日本相當，是「真功夫」，水準已是世界一級。
肝臟移植於 1970年代開展
儘管肝癌外科手術發展一日千里，然而，仍有許多患者殘餘肝功能不足，無法進行切除手術或其他保守療法，無可避免的要走上換肝手術一途。
國際的換肝手術早在1950年代已經展開，但當年礙於沒有好的抗排斥藥物，換肝後因排斥或感染死亡的比率相當高。直到1970年代抗排斥藥物環孢靈(cyclosporin)問巿後，器官移植的抗排斥問題受到控制，換肝病人一年存活率可達70%以上，換肝始成為一項穩定的手術。
台灣的換肝手術也是在70年代開展，當時國內醫療法規遠遠落後於醫療發展，甚至還未訂出腦死判定標準。到了1977年衛生署才公告《腦死判定程序》，後再由《腦死判定準則》取代，如此在醫療與法令齊備下，國內的換肝手術才步上正軌。
活體肝臟移植一開始以兒童個案為主，因為由成人捐肝給兒童病患，患者相對可獲得較大的肝臟，效果較佳。1997年，因對換肝及捐肝的生理、病理了解更透徹，臺大開始進行成人活體捐贈換肝手術，近15年來，臺大肝臟移植的5年存活率約兒童為80%、成人則為76%。
肝臟移植手術進步是整體醫療水準提升的成果。其中除了抗排斥藥的發明、麻醉方法的改良等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現今在切肝後的無肝期，不需要再進行下腔靜脈繞道手術，縮短了無肝期的時間和手術的失血，也大大減少了合併症的發生。
在移植團體的基礎和陣容穩固之下，也開始嚐試更多的移植可能，甚至連找不到配對相符合適捐肝者、也可進行血液不相容的肝臟移植手術。
目前臺大醫院的肝癌切除手術，一年約進行300到350例、其中約250例是新增個案；而肝臟移植手術則約在40到50例左右。
早年在林天佑教授時代，肝癌切除手術患者的出血量動輒就在2、3千西西，然而臺大醫院近3年的統計顯示，65%的肝癌手術個案已完全不需要輸血。
肝細胞移植 未來新希望
醫學發展不能設限、也沒有盡頭。雖然肝癌手術和肝臟移植日臻成熟，但國內、外醫界仍不斷探尋新的治療可能。讓可接受治療的病人愈來愈多、移植或切除侵襲性愈來愈小、成效愈來愈大。
肝細胞移植便可能是短期內即可能看到成果的新希望。這類移植只需要將好的肝細胞注入肝病患者的肝臟，讓它在肝臟新生、改善肝功能。肝細胞移植最合適於急性肝衰竭的個案及肝醣貯積症等先天性代謝異常的病童。只需非常少量的正常肝細胞，即可取代換肝手術，有機會讓肝功能恢復正常。
肝細胞移植在英國已實際運用在人體移植上，臺大醫院也已展開動物試驗，顯示植入的肝細胞確實可在患者肝臟中再生並發生作用，距離臨床運用指日可待。
一旦肝細胞移植技術成熟，即可減少肝臟移植的侵襲性、可望提升捐贈意願；也能讓捐贈條件更寬鬆，整體條件不合適移植的肝臟，只需萃取出一部分好的肝細胞，仍可使用，也將拓展更多「好肝」的來源。
肝臟外科手術是一場與時俱進的接力賽。在台灣特殊的環境背景下，醫界一棒接續一棒，和急診室與病房裡絡繹不絕的患者賽跑。經過一個甲子，眾志成城，這場比賽雖不能說跑贏了肝病，但至少阻斷了疾病的肆無忌憚，代代相傳的「國病」已見到可除名的一日。
肝癌手術發展歷程（以臺大醫院為主）
| 年代 | 重要事件 |
| 1954年 | 臺大醫院外科教授林天佑發明手指切肝法，1958年在台灣醫學會雜誌上發表，並獲邀撰寫國際醫學外科教科書的相關章節，是台灣第一位站上國際舞台的外科醫師。 |
| 1970年代 | 臺大醫院外科魏達成教授將止血鉗夾碎法引進國內，進行肝癌切除手術時用止血鉗取代手指，提升手術精準度。 |
| 1976年 | 臺大醫院引進腹部超音波，肝癌手術進入新紀元。 |
| 1987年 | 臺大醫院外科教授李伯皇引進微波燒灼法，把癌細胞周遭正常的肝組織先燒死後、讓小血管凝固，預防出血，再去切除腫瘤。 |
| 1999年 | 1999年，李伯皇教授將超音波外科吸引器（CUSA）運用在肝癌手術上，自此，肝癌手術的發展已臻成熟，目前此法仍為主流。 |
| 1980年代 | 台灣換肝手術開始發展。臺大醫院自1989年10月展開肝臟移植。 |
| 1997年 | 臺大醫院開始進行成人活體捐贈換肝手術。 |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人電強身功 